快资讯：海通证券：分化的通胀，分化的复苏

· 概 要 ·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此前统计局公布3月CPI同比跌破1%，引发了市场对通胀问题的讨论。我国的通胀存在两方面的明显分化。一是和外部的分化。海外经济体普遍面临通胀上行压力，而我国通胀一直处于低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需求端偏弱，也没有采取像其它经济体那样的强刺激需求的政策。二是内部的结构分化。今年疫情影响逐渐淡去后，出行等部分需求逐步修复，尤其是中高收入群体的超额储蓄释放，而部分领域供给端出现了明显的出清，出现了涨价的现象，但经济整体需求偏弱，使得这种涨价是结构性的，部分领域面临的是价格下行的压力。

本篇专题重点解答三个问题。第一，我们普遍感觉身边许多消费都在涨价，为什么似乎和CPI反映的趋势不太一样？第二，对比海外大部分经济体在疫情高峰过去后CPI的变化，为什么我们的核心价格修复明显偏弱？第三，如果供给短缺的逻辑依然成立，如何看待下半年的通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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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的CPI：不均衡的复苏

为什么人们普遍感觉身边的消费在涨价，尤其是酒店、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但CPI数据却偏弱？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当前通胀的内部结构分化一定程度可以作出解释。

今年CPI的第一重分化在于服务价格升温、消费品价格偏弱。首先，今年猪肉供给较为充裕，猪价低位徘徊，整体食品端没有明显涨价压力。而年初以来，以交通工具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价格回落较为明显，拖累整体CPI表现。从环比角度看，一季度，耐用消费品中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分别下跌1.6%和1.7%，家用器具小幅上涨0.6%。非耐用品中，中药价格明显上涨，其余药品、服装、烟酒普遍表现平稳。

如果将核心CPI进一步拆分为核心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一季度核心消费品已环比回落0.14%，而服务价格回升0.5%。

服务业价格则整体实现季节性修复，内部呈现“出行链消费>就业工资修复”的分化。服务分项中，已经呈现出超季节性涨价的集中在出行、接触相关消费，体现为旅游、其他服务CPI前三个月的环比涨幅处于历史同期的高位。在我国CPI统计中，旅行相关的宾馆、度假村住宿价格、旅游景点门票，包括美容理发等个人服务均计入其他服务项目，所以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同样反映的是出行旅游消费的回暖。细项中，飞机票、旅游、交通工具租赁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同比上涨30.6%、6.5%、4.2%和3.5%。

此外，疫情政策优化后，医疗服务价格也在上行，涨幅仅次于实行公立医院价改的2017年和疫情影响较大的2020年。

而相比之下，与劳动力成本相关性较高的，如家庭服务CPI和交通工具维修服务CPI涨幅都不及往年。类似的还有房租价格，同比降幅（-0.5%）仅较去年四季度（-0.7%）小幅收窄。那么这些价格的偏弱表现，实际都指向了就业市场修复情况的不足，就是随着春节以后，劳动力逐步返城，但岗位供给低于就业需求，使得服务业的工资上涨压力有限。

出行相关服务价格的上涨也可以在发改委监测数据中跟踪到。对比发改委每月监测的48项大中城市服务收费均价，我们发现截至今年3月，同比价格涨幅最为领先的主要还是跟出行旅游相关的服务业。比如景点门票价格3月同比涨幅达到11.6%；市区快捷酒店和三星级酒店的标准间价格涨幅同比分别为8.7%和4.2%。而且今年五一假期居民出游热度较高（具体参考专题《“五一”消费：哪些亮点？》），预计二季度酒店和机票价格进一步上行，拉动出游相关CPI超越季节性。

同时，随着人口出行的恢复，餐饮价格也出现上行。疫情政策调整后，中等消费水平餐厅的晚餐人均消费价格出现明显上涨，今年一季度的人均价格相比去年四季度上涨了2.9%，截至3月客单价同比达到3.1%。

另外，发改委监测数据显示，还有两类服务业价格也出现普遍的走高。一个是教育服务价格，典型的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费（6.2%）、幼儿园的托儿保育教育费、还有各种素质类培训班的课程费用。另一类是医疗服务的价格，比如肌肉注射费同比上涨3.6%，血常规检验费涨幅为1.2%，还有医事服务费、床位费等也都在上涨。

进一步拆分，物价的分化还体现在不同层级城市的涨价速度有所差异，具体来说一线城市的服务价格上涨压力更大。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和广州均公布了服务价格指数，今年以来三个地区的服务CPI同比持续高于全国水平。其中，上海从去年二季度开始价格增速就持续偏高，今年一季度服务CPI同比平均在1.9%水平。相比之下，2022年北京服务CPI的同比明显低于全国，而到今年一季度也已经超过了全国均值（北京0.97%、全国0.8%）。包括对于教育文化及娱乐大类，一线城市的分项CPI上涨速度也要高于整体新一线城市、以及其他二线城市。

因此一线城市居民可能对服务价格的上涨感受更为强烈。另外，考虑到权重基期调整相对滞后，当前CPI统计或也部分低估了高线城市服务价格走高的影响。

除此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因素使得CPI统计与实际感受有所不同。比如，部分餐厅的价格上涨可能体现在“量减价不减”，在实际场景中会造成客单价的走高，而在CPI调查统计中或无法被精准计入。还比如，统计局公布一季度景点门票CPI同比下滑0.7%，不过同期发改委监测的36城旅游景点门票同比涨幅接近10%。

我们认为，分化的通胀数据，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本轮经济复苏的不均衡，具体就是服务业，尤其是出行链服务业恢复较快，而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修复在放缓。而且这种趋势仍然在延续，4月制造业PMI数据已经回落到50%以下（49.2%），低于近年同期均值，而服务业PMI依然在55.1%水平。

同样的，高线城市居民用于旅游及社交娱乐服务消费的比例更高，疫情期间相关消费受抑制的程度也更大。因而在今年疫情影响明显走弱后，一线城市的服务业供给短缺问题凸显（疫情期间，一线城市的服务业在营门店出清更多），价格上涨也是最快的。当然，这可能也和中高收入群体相对拥有更多的超额储蓄，能够短期释放出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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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通胀：压力减轻

年初我们判断，与海外经济体一样，疫情期间我国服务业供给端发生大量出清，随着服务消费需求的释放，供需矛盾会逐步体现出来从而带动服务业价格的上行。实际上，根据一季度的物价数据，供给短缺的影响在旅游产业已经有较明显的体现。比如，根据中国饭店业协会的统计，疫情期间我国的住宿业设施总数从2019年底的60.8万家缩减到2022年底的43万家，合计减少30%。而随着今年人们出行旅游需求的较快恢复，供需矛盾带动酒店住宿价格上涨。到五一假期出行旺季，供需矛盾则被进一步放大。

不过相比之下，大部分零售服务需求释放或偏慢，供给收缩的影响尚不明显。2022年受到疫情影响较大，不少消费领域的在营店铺数量持续减少。但在疫情影响减弱后，2-3月的月度数据显示，服务业门店数量仍在继续环比下降。这背后的原因，或是和对应需求仍然疲弱有关，即便疫情对消费场景的限制减少，但其他因素仍对消费修复形成制约。也因此服务业供需矛盾整体来看并不显著，也没有引发价格的普遍上涨。

由此我们判断，如果服务业供给端继续出清或者修复很慢，而消费需求随着收入修复持续释放，接下来供给收缩的影响仍会显现出来，我们或将迎来服务价格的缓慢走高。

不过相比美、英、韩等海外经济体，我国今年的服务通胀压力或没有那么显著。关键的差异在于，我国当前劳动力整体供过于求，服务业工资上涨动力偏低。剔除房租价格以外，其他核心服务价格中劳动力成本占较大的比例，因此如果劳动力成本明显上涨，会对服务业价格，甚至整体物价形成较大的推动力。像美、英、韩的雇员工资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成为当地服务CPI走高的支撑。

而相比于海外，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市场相对有韧性，总量供给较为充足。海外部分经济体，比如美国、英国、越南等受劳动力参与率难以较快恢复的制约，出现了劳动力不足带来的成本上涨。相比之下，今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稳步提升，而且我国当前失业率并不低（高于18、19年），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相对比较有韧性，相较于美英等，供给相对充足。

包括我们看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参与情况也已明显恢复：一季度，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人数达到1.82亿人，高于2019年同期的1.75亿人和2022年同期的1.78亿人。但工资方面，一季度，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4504元，仅略高于2022年同期的4436元，或也可以印证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充裕。

另一方面，从结构角度看，今年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或偏弱，也为服务业释放了劳动力供给。受经济结构转型的带动，近十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大幅提升。而20年疫情发生后，服务业就业受到冲击较大，出现新增就业重新回到制造业、建筑业的趋势。

到今年随着疫情影响消退，3月服务业就业PMI已经回到近年高位，建筑业、制造业就业PMI指标则边际回落。往后看，地产供需两弱难以支撑建筑业表现、出口回落抑制制造业扩张，因此全年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可能相对偏弱，剩余的劳动力可以向服务业转移，尤其是一些对经验、技术要求较低的服务行业，从而我们的服务业劳动力供给充裕，工资上涨动力或相对偏弱。

除了劳动力成本，主要影响核心通胀的因素还包括核心消费品和房租价格。拆分日本、韩国等地区数据，在去年疫情影响消退后，核心消费品对核心CPI同比的拉动作用也很显著。考虑到这些经济体多在去年一季度放开疫情政策，他们的消费品价格很大程度就受到去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带动。

而今年我们正处在全球需求下行的大周期中，加上疫情以后各国产能恢复，大宗商品价格易跌难涨，从成本端给我们的消费品价格降温。并且国内方面，消费需求一方面有赖于居民收入的自身修复，另一方面，地产后周期品类、大件消费品的需求都容易受到地产周期、库存周期的影响。因此不同于海外，我国接下来核心消费品CPI同比的上行压力或也有限。

由此我们发现，不管是对比海外经济体，还是我国过去的经验，本轮经济复苏重要的不同在于由服务业复苏主导，而房地产尚还“缺席”，这也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必然的情形。

但由于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它的参与会从多个层面对通胀形成拉动。首先从就业角度，如果本轮房地产也在上行周期，那么相关产业可能就要与服务业争夺劳动力，更容易造成服务业工资的上行；其次，房地产业拉动产业上中下游需求，以耐用消费品为代表的商品价格也更有支撑；另外，房价上涨还带来明显的财富效应，提升居民消费意愿。所以像海外经济体日本、韩国、越南等，去年这些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也依然在高位运行，与我们的复苏结构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不均衡的复苏结构本身就意味着本轮的通胀弹性整体会偏弱。

总结来看，我们认为，接下来随着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服务供给短缺的影响或仍会逐步显现，推动服务通胀走高。但相比海外，由于经济复苏的不均衡，整体通胀、包括服务通胀压力会相对有限，也难以对货币政策形成掣肘。

注：本文为海通证券2023年5月7日研报《分化的通胀，分化的复苏（海通宏观 应镓娴、贺媛、梁中华）》

分析师：梁中华、应嫁娴、李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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